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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从香港北上线有几条

时间:2020-09-10 02:20 文章来源:柠檬铺 点击次数:

  如此批次之多、人数之众的行动,具体有多少条北上线,如何开辟,经过何地,主要运送了哪些人?当时正值国共进行战略决战之时,这些都属秘密工作,留下的资料比较零散。今天的学术界对此也缺乏一个整体的认知。

  中国政协文史馆的同志通过对有关档案文献、日记、回忆录等史料进行梳理和研究,推知:滞留香港的人士北上线条。

  1948年“五一口号”发布不久,中央最初曾设想避开被控制的海域,开辟一条“香港—英国—苏联—”的空中通道运送人士,但被港英婉拒,只能设法通过海北上。为人士安全,香港成立了由潘汉年、夏衍、连贯、许涤新和饶彰风组成的“五人小组”接送人士北上,并派当时在大连的钱之光到港负责出海航线和租船调度等工作。在钱之光到达香港前,为了安排来香港的上海工人运动委员会两位同志到东北解放区参加第六届全国劳动大会,中组织委派老交通员曹达开辟一条经韩国仁川再搭乘小渔轮抵达大连,进入东北解放区的秘密海上线。最早从香港出发的人士胡愈之和沈兹九夫妇就沿该线秘密北上。他们在曹达的护送下,从香港乘“湖南号”货轮秘密离港,经仁川转搭小渔轮,安全抵达大连,并于1948年10月辽沈战役胜利前抵达了西柏坡。由于这条线不仅需要冲破美蒋舰船在东海的海上,还要在与美蒋亲好的韩国的仁川中转,后半程又搭乘私人渔轮,再次冲破美蒋舰队对渤海湾的,以偷渡的方式登陆,所以整个行程过于曲折,充满变数,不够安全可靠。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人冒险继续从这条线月,胡绳、沙千里接到通知,需要尽快到解放区去。最初他们准备与马叙伦、郭沫若等人一同北上,但原定船只“阿尔丹号”发生事故,需要换船。胡绳与沙千里等不及换船,于当月下旬在没有地下交通员陪同的情况下,扮作商人乘货轮到达仁川,寻找愿意搭客前往大连的私船。当时辽沈战事正酣,私船极其难寻。他们在仁川来回找了一个多月,直到战役结束,才搭到私船,于11月底抵达大连。之后,沙千里前往沈阳,胡绳则辗转到达了华北解放区。值得一提的是,胡绳和沙千里成行后,香港曾尝试再次以该线为基础,打通一条经天津穿越线到华北解放区的新线日,李公朴生前的秘书王健受潘汉年和连贯,护送张曼筠、沈粹缜、周颖等人乘“湖南号”货轮北上,前往天津。如果走这条线顺利,王健计划再回香港带一批人前往解放区。11月2日下午,他们顺利抵达仁川,但船不能进港,只能停在港外卸货。11月5日,货物卸完后,船开始航向天津。11月8日,在船驶入天津码头时,张曼筠、沈粹缜、周颖一行受到天津警备司令部警宪人员的严格。尽管最终他们有惊无险地通过了,通过秘密交通线到了华北解放区,但这条线因需要混过的检查,风险太高,后来很少使用。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海军舰队支援陆地作战,对渤海、黄海海域进行严密军事。香港和东北解放区之间人员、物资经仁川来往的通道被完全切断。早在1947年,未雨绸缪,钱之光到解放区沿海口岸,建立与香港之间的贸易联系。经过几次试航,打通了大连经朝鲜罗津港到香港这一条新的海上通道。这是中组织开辟的第二条秘密北上线。即:从香港出发,穿越海峡,绕开黄海海域,从东海穿越朝鲜海峡,进入日本海,在朝鲜罗津港登陆后,通过陆前往东北解放区。原来设想协商会议将在东北已解放了的大城市召开,所以,这条线目的地很明确,直指。该线绕道从与关系友好的朝鲜登陆,通过陆进入东北解放区。除海上航行有被美蒋舰艇发现的风险外,其余段安全性很高。

  1948年9月13日上午,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及林一元一行,在章汉夫陪同下,乘坐苏联货轮“波尔塔瓦号”离港北上,船上还满载了一批解放区急需的物资。该船穿越海峡后,绕开美蒋舰队的黄海海域,从东海经朝鲜海峡驶入日本海,9月27日上午抵达朝鲜罗津港。李富春专程前往迎接。当晚沈钧儒一行乘火车离开朝鲜,驶入图们。因当时沈阳、尚未解放,他们绕了一个大弯,取道,再折向西北,经海林、尚志、阿城,9月29日顺利到达。后来,随着东北局势的发展,建立了从香港直航大连的新线,这条曲折的北上线便不再使用。沈钧儒一行也成为从该线北上的唯一一批重要人士。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胜利后,东北全境解放。除平津等地和部分沿海岛屿外,环渤海地区解放区已连成一片。大连成为香港直航解放区的理想登陆地点。一是大连当时在苏军的管辖之下,附近海域的美蒋舰队巡逻力量较小;二是从大连登陆,不必驶向渤海湾,可以避开长山列岛(又称长山岛)附近盘踞的军队。香港和华润公司先后租用苏联及悬挂外国旗帜的轮船,开通了香港到大连之间的秘密直航线日夜,马叙伦、郭沫若、沈志远、丘哲、陈其尤、侯外庐、翦伯赞、曹孟君、许宝驹、许广平、宦乡、韩练成、冯裕芳一行在连贯陪同下,乘“华中号”秘密离港,穿越海峡后,经东海进入黄海大连海域。此行原定在大连港登陆,但因租定的苏联“阿尔丹号”发生事故入船坞修理,临时更换为悬挂挪威旗的“华中号”,管辖大连的苏军不准外国货船进港,“华中号”只得继续向北航行,于12月3日在丹东(时称安东)大东沟附近大王家岛登陆。翦伯赞、宦乡、韩练成和连贯随即转道大连、山东前往华北解放区,其余北上人士则转乘汽车前往解放不久的沈阳。马叙伦一行北上时,淮海战役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一没有发生特殊情况。此后一段时间,华润公司租用的货轮不断往返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也没有发生过意外,证明这条线安全性良好。鉴于此,香港决定安排李济深沿此线北上。

  李济深是中央邀请来解放区的重要人士。为安全护送他北上,香港和五人小组做了周密布置。1948年12月26日夜,经过化妆,李济深、朱蕴山、沈雁冰、梅龚彬、邓初民、吴茂荪、彭、章乃器、洪深、施复亮、孙起孟、李民欣等,秘密登上了苏联货轮“阿尔丹号”。第二天一早,船从香港维多利亚港出发,经12天的航行,顺利穿越海峡、江浙外海,绕过渤海近海,于1949年1月7日抵达大连海域。虽然大连港由苏军管辖,但考虑到仍然有可能混入码头在李济深上岸时趁机暗杀,按照的事先安排,“阿尔丹号”继续北行,在军港靠岸。东北局负责人李富春、张闻天,民革代表朱学范等到码头迎接。1月10日,李济深一行到达沈阳。

  胡风、马本师、许侠、龚普生、杜宣一行是这一时段最后一批从大连登陆的北上人士。他们于1949年1月6日乘挪威货轮“大利华轮”离港,1月12日在大连王家岛登陆,1月17日到达沈阳。

  1948年10月,烟台的第二次解放为从海上进入解放区提供了条件,中组织随即开辟了一条从烟台登陆、经山东交通线前往华北解放区的新线年底,在香港党组织动员下,香港“钜元贸易公司”利用悬挂英国旗的“南美”“南元”两艘轮船,秘密穿梭香港和刚解放的烟台之间,运载解放军急需的物资。1949年1月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陈此生、卢于道、千家驹、夏康达、林植夫等8人同行,经此线北上到达烟台,转赴李家庄。到1949年1月底,北平,中央决定在北平召开新政协会议,人士随即开始向北平汇集。他们从香港直航烟台,登陆后穿越山东解放区前往北平。1949年2月16日,吴羹梅、杨美线日左右到达北平。

  经该线北上的人士中,最著名的应数乘坐“华中号”的“知北游”一行,他们是: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郑振铎、宋云彬、包达三、张絅伯、曹禺、徐铸成、让、刘尊棋、沈体兰、赵超构、郭秀莹、冯光灌、邓裕志、王芸生、傅彬然。胡绳夫人吴全衡作为香港派出的工作人员,携子同行。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秘密起航。3月5日抵达烟台后,他们分乘汽车参观了市区。3月6日一早,在华东局秘书长郭子化和宣传部副部长匡亚明陪同下,前往华东局所在地青州。此后,他们穿行莱阳、、青州、济南、等地,于3月18日抵达北平。

  1949年1月底平津,开通香港到天津的直航,再由天津前往北平,成为护送人士北上最便捷的考虑线。但当时在天津登陆面临内外两重困难。一方面,天津解放时,天津港遭受了严重,不但港口设施被毁,航道也布满了水雷,亟待修复和清理。另一方面,扼守进出渤海的长山岛要塞仍然控制在军队手中,舰队也牢牢控制着渤海、黄海附近的制海权。作为进出北平最便捷的天津港,来往船只的动向势必被严密、,此时冒险直航天津很大。随着蒋介石引退、李仁出任代总统,迫于内外压力,表示愿意以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与进行和谈。和谈期间,局势趋缓,有利于租用外轮从香港秘密直航天津。3月,成功开辟了这条线。

  新协商会议筹备会即将在6月召开。为此,从3月中旬到6月初,香港党组织通过租船、代买船票等方式,安排大批将要参加会议的人士和社会人士从香港安全直航天津。这几个月成为整个北上期间行动最密集、运送人员最多的阶段。

  黄炎培、盛丕华、盛康年、俞寰澄等人是最早通过这条线日晚,黄炎培一行在中员刘恕的护送下,乘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DAVIKON”号轮船秘密离港。3月20日夜,他们通过控制的长山岛海域,并于23日安全抵达天津第二码头,受到黄敬市长的热情接待。3月25日,抵达北平。黄炎培一行通过长山岛海域的第二天,即1949年3月21日,悬挂挪威国旗的“宝通号”搭载250多位乘客从香港起航,直赴天津。这是所有北上行动中,单次运送人数最多的一次。“宝通号”是客货两用轮,由于客房不多,特地在大舱和甲板上安设了两百张帆布床。这次航程,船上既有人士,也有文化艺术界人士及德达学院50余名学生。主要有:周新民、刘王立明、杨子恒、曾昭抡、李伯球、罗子为、谭惕吾、黄鼎臣、费振东、严济慈、杜君慧、周鲸文、阳翰笙、史东山、臧克家、张瑞芳、丁聪、徐伯昕、薛迪畅、胡耐秋、狄超白、郑坤廉等。香港工委文委冯乃超带队。3月27日,他们安全抵达天津第二码头,市长黄敬等前往迎接,并举行了盛大欢迎宴会。

  此后,还有很多人士甚至是重要人士经该线月,周士观从香港到天津。3月28日萨空了、金仲华、欧阳予倩、马思聪一行乘香港大成行的“三民号”离港,4月5日到天津塘沽。4月3日,巨赞、吕集义及李济深夫人周月卿离港,经天津抵达北平。4月12日,何香凝、廖梦醒母女一行乘“大西洋”号到达天津。也是在4月,被列入的教授涂长望和梁希分别在地下护送下,从南京经上海到香港,又从香港经天津,于5月初到北平。1949年4月28日,香港负责接送人士北上的“五人小组”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北上。他们乘坐华润公司下属的华夏公司“东方号”轮船,于5月4日抵达天津,随后前往北平。

  潘汉年、夏衍和许涤新离开香港后,安排和组织人士北上的任务交由华润公司、香港工委下属的亚洲贸易公司、华商报等共同负责。1949年5月5日深夜,由亚洲贸易公司董事长廖安祥出面,租用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岳州号”从香港起航北上。这是一艘悬挂挪威国旗的货轮,搭乘的有李达、王亚南、姜椿芳、钟敬文、黄药眠、舒绣文、郭沫若夫人于立群等100多人。香港文委副周而复奉调北平,任实际领队。这次北上的行动规模仅次于“宝通号”。5月14日他们顺利在天津登陆。

  5月中下旬,多批人士接连从香港抵达天津。5月13日晚,其、罗静予、黎莉莉、易礼容(史衡)、吕荧、李师弼、蒋南生、骆宾基、蔡楚生、蒋君超、杨云慧、江天等人离港北上,其间待船只在仁川稍停卸货后,于5月25日登陆天津。5月21日,钱昌照、肖贤法、杨致英离港,31日抵达天津。

  走这条线的还有著名的爱国侨领陈嘉庚一行。1949年1月20日,致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5月5日,陈嘉庚和庄、张殊明等人乘坐“国泰”号轮船离开新加坡,起程回国。5月9日,陈嘉庚一行到达香港;5月28日换乘“捷盛轮”继续北上;6月3日,到达天津;6月4日抵达北平。

  随着1949年6月2日青岛回到人民手中,除长山岛外全境获得解放。长山岛位于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处于黄海与渤海交汇处,既是出入渤海的唯一海上通道,也是拱卫京津的门户,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后,部队依仗海洋天险、海防要冲,在岛上构筑防御工事,更加严密海上运输线。这对从香港经天津北上的人士构成极大。因此,自6月起,从香港的北上者再次“舍近求远”,使用此前到大连等地登陆的线月初,俞庆棠乘苏联“博浪多号”离港,在大连登陆,经沈阳于8月到北平。8月7日章士钊、李任仁在乔冠华陪同下,乘苏联商船离港,经大连赴平。他们选择在大连登陆,应该还是考虑大连属苏军管辖,相对安全一些。

  为拔掉盘踞在长山列岛上的军队这颗“钉子”,8月11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渡海作战,解放了长山列岛,从而在军队对渤海湾的线月之后,人士北上登陆地点便从大连转变为前往北平更便捷的青岛、烟台及天津等地。8月底胡子昂、曾昭森、刘思慕离港北上时,就从山东石岛登陆,经青岛、济南到北平。1949年月间,中国人民协商会议召开在即。在此期间陆续乘船在青岛登陆转赴北平的还有蒋光鼐、杜国庠、陈汝棠、叶笃义、王国兴、马白山及准备参加政协会议的地方代表20多人。参加北平谈判的方面代表黄绍竑、刘斐也于9月上旬离港北上,同船的还有萧隽英。他们在青岛登陆,沿胶济铁到济南再转北平。

  爱国侨领司徒美堂接到参加政协会议的邀请后,乘飞机离开美国纽约抵达香港。8月28日司徒美堂、司徒丙鹤乘坐太古公司的“岳阳轮”北上,同船的还有李星川、黄琪翔、李承儒等人。9月3日司徒美堂一行经仁川到天津塘沽港,次日抵达北平。

  综上,这六条线的开辟,为实现中央邀请、组织并护送人士从香港北上共襄伟业创造了重要条件,也足以彰显中国强大的组织能力及统一战线的巨大魅力。每条线都承载着一批批人士和代表的希望。尽管充满风险、前途难料,但仍然不了万水朝东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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